从“能省则省”到“想花就花”

    家住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的马智惠老人年近７０岁了。她说：“人们的日子真是越来越好了，以前我们是能省就省，现在花钱手松多了。”

    １９７９年，马敬惠和老伴两个人的工资涨到近１００元，日子比以前宽裕了一些，但还得精打细算过日子。她自己还学会了裁衣服。“当时衣服也不管好看不好看，就为了个遮羞、避寒，一件衣服姐妹几个轮着穿。”

    她记忆最深刻的是过年置办年货的时，街上到处都是拥挤嘈杂的“长龙”，寒风中大家手中攥着粮票、油票等各种票证，急切地等待商店开门，买肉总要挑肥肉，为的就是回家能再榨点猪油改善伙食。

    如今，老两口的退休金已有２０００多元。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老人花钱也不那么仔细了，动辄就到商场买件新玩意回来。但是，她仍然感觉自己的消费观远远跟不上儿女们。

    ２００２年，老人的儿子王小军花掉全部积蓄“一步到位”买了一套大房子，全家人喜迁新居。而后不到两年，王小军又通过按揭贷款等方式，两次调整自己的居住环境。

    老人的小孙女工作不到两年便步入“月光族”行列，赚的钱都用来买新潮的东西。看着孩子们“想花就花，没钱也花”，老人一再提醒说：“可是要仔细一点，多攒点钱。虽然日子过得好了，但也不要忘记节约啊。”

    从“吃饱穿暖”到“精神愉悦”

    今年夏天，家住赤峰市松山区的杜子鹏夫妇俩到云南和海南转了一圈。“以前的日子都是围着吃穿用行转，现在就算是要吃也得吃‘绿色’，儿子家装修也要装什么绿色健康舒适。”杜子鹏笑着说，这几年他们老两口在娱乐性、文化性支出越来越多了，经常会旅游、看电影、健健身，一年下来要花个万八千元呢。他用自己的退休金和子女们给的钱买了很多东西，摄像机、照相机等器械他都能很熟练地操练了。

    杜子鹏回忆说，改革开放最初那几年文化生活仍然很单调，从收音机中收听样板戏已经很知足了，很少有人舍得花３毛钱买张电影票看场电影。“如果有人能看上西方国家的‘内部片’，不仅是文化艺术的享受，更是身份的象征。”

    老人的小儿媳妇覃鹃出生在上世纪７０年代，在一家报社工作。她几乎每个周末都会跟着朋友到歌厅唱歌，而花上五六十元到电影院看一部“大片”更是成了家常便饭，甚至还会花高价淘一张偶像的演唱会门票。

    覃鹃说，上世纪９０代中期健美操等运动项目还只是受年轻人青睐，如今为了追求健康和时尚，很多中老年人都开始健身了，最近婆婆还跟她一起报名参加了健身俱乐部。

    “十年前，家里还没有太多的闲钱，我和老公把所有的时间几乎都用来工作。现在节假日我俩一般都会选择旅游，哪怕待在家里，也想着法子让自己放松。” 覃鹃说，除了日常娱乐性开支外，学习性消费也成了她家的一大部分开支。为了适应竞争和发展的需要，她每年都会给自己制定一些学习计划，她有时要在书店逗留一个下午，还会参加一些专业课程的培训。

    从“忍气吞声”到“尊严有价”

    最近，在内蒙古慧聪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张献华因某饭店没有按照预订提供菜肴而向工商部门投诉，一旁的老母亲则觉得没有必要这样“斤斤计较”。她说：“想起早些年，我们买东西都很少有人想到看产品合格证书、保质期，即使有问题也会忍着，偶尔才会找管理人员‘评评理’。”

    张献华却坚持认为这家饭店应为自己缺乏诚信的行为负责。他说，年代不同了，过去人们对所谓的劣质商品并没有多少意识，因为各种资源都比较短缺，很少有人会去“在意”商品的质量。现在不一样了，只要侵犯自己的权益，就得极力维护。

    呼和浩特市工商局专业市场分局局长高树林多年来一直在工商部门工作。他说，人们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期才对“消费者”和“消费者组织”的概念熟悉。那时候，由于人们生活水平不高，即使投诉绝对大部分问题都集中在“吃”上，现在的投诉热点几乎是无处不在：食品、药品、化妆品、保健品、美容、教育、旅游、汽车、房地产、家用电器，内容涉及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阿尔泰认为，人们已经不局限于维护经济利益，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自己的尊严明码标价了。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３日，北京两位女青年在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下属的超市购物时，因被疑有未付账商品而被超市强行搜包。不堪其辱的两位女青年将超市告上法庭。次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决受害人最终获得２０００元精神损害赔偿。此事首开消费者维护人格尊严之先河。随后，“消费者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写进《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东、上海、浙江、重庆等地陆续出台条例对精神赔偿做出了“明码标价”。

    “‘尊严有价’，标志着我国法律对人权的保护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如今，消费者权益受损后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层出不穷，说明消费者对精神受到损害而要求赔偿的呼声越来越高。”阿尔泰说。(张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