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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18日，经过简单布置的绥远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显得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挂着“绥远和平起义签字仪式”的隶书横幅，台上摆着几张长桌，上铺洁白的台布，桌上放着用黄色虎皮宣纸抄好的通电文稿和笔墨。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华北“剿总”绥远指挥所主任董其武、绥远省参议会议长张钦、高等法院院长于存灏、土默特旗总管荣祥等绥远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各族各界人士共38人，表情严肃地围坐在长桌旁，等待着一个历史时刻的到来。
身着戎装的董其武从容地宣布：“绥远起义自今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开始酝酿，历经8个月，今天终于达成。历史选择了我们，我们选择了和平。这庄严的时刻到了！”
董其武的秘书李忠孚双手捧起《绥远和平起义通电》，大声宣读：
“毛主席、朱总司令、聂司令员、薄政委：
我们全体官兵和各级行政人员，今天在绥远发动了光荣起义，并庄严向人民宣布：我们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绥远和平解放，我们得庆新生，全体军民，谨以无限忠诚，向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致以崇高的敬礼……”
通电宣读完后，董其武激动地宣布：“绥远和平起义签字仪式现在开始！”
在所有目光的注视下，董其武第一个拿起毛笔，饱蘸浓墨，庄严地写下了“董其武”3个字。随后，在座的绥远军政要员依次在通电上签字。最后一笔落定，与会者热烈鼓掌，庆祝绥远的新生。
“绥远方式”的提出源于1949年3月5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总结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大战役后剩余的10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3种方式为：用战争去解决敌人，即“天津方式”；在敌人主力被消灭的前提下，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避免伤亡和破坏，即“北平方式”；“绥远方式”是有意识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不动，一段时间之后再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绥远方式”是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透彻分析全国和绥远的革命形势后制定的战略决策。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接连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歼敌154万余人。当北平和平解放的通电发到绥远时，绥远国民党军政人员颇感震动。时任绥远省政府主席的董其武在北平解放的第二天就飞往北平，会见他的老领导、老朋友傅作义将军，请示绥远的前途问题。傅作义向他畅谈了北平和平解放的经过和绥远的去向问题，董其武心中逐渐有了明确的目标：走人民的道路。
194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领导人林彪、聂荣臻、贺龙、李井泉等在北京饭店宴请傅作义、邓宝珊。随后，双方开始谈判协商，于6月8日签订了《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关于绥远划界、交通、金融、贸易、派遣驻归绥联络机构等具体问题的协议》，即《绥远协议》。然而，国民党反动派为阻挠和平进程，自始至终都没有停止过破坏活动。国民党特务到处散发传单，对赞成和平的人竭尽攻击、污蔑、恫吓之能事，甚至投放手榴弹威胁来绥协助董其武的傅方人员王克俊。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也亲自出马，利用绥远部队与山西的历史关系，一方面用金钱和地位拉拢军官，企图挑起叛乱，另一方面用明升暗降、架空军权的办法威胁董其武。
为保证《绥远协议》的各项条款落到实处，中共中央华北局抽调富有统战工作经验和在金融、贸易、铁路工作等方面有专长的同志共20多人，组成华北人民政府驻归绥联络处，协助董其武贯彻执行协议条款，宣传共产党和平解放绥远的政策，争取社会各界各族群众的支持。董其武等倾向和平解放的军政人员和各界人士则决定：请傅作义来绥远，亲自说服那些对和平解放持怀疑态度的人，处置几个顽固分子，清除和平道路上的障碍，促成和平起义。
经毛泽东主席批准，8月25日，傅作义和邓宝珊带着中共中央专批的20万银元和其他慰问品抵达归绥，开始了和绥远各阶层的联络工作。傅作义将军以他的地位和声誉，使绥远和平起义得到绥远军政当局绝大多数高级官员的赞同，和平解放的进程出现较大转机。9月11日，傅作义发电报给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军队大致均可掌握，通电日内即可发出。”同时，他提出了处理绥远问题的四项原则和三个步骤，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首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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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方新闻网 责编：刘俊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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