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审判贪污犯会场  （资料图片）

        中国共产党一贯反对党内腐败现象，1951年12月至1952年6月，党和国家机关就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简称“三反”运动。这是新中国针对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中出现的贪污、受贿和官僚主义问题以及个别蜕化变质分子而开展的最早的一次反腐败斗争。当时一批唯利是图的不法资本家对国家干部实行商业贿赂，并且出现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等行为，甚至用伪劣产品作为抗美援朝的军用物资，谋取暴利，使国民经济的恢复遭到严重破坏。为此，1952年1月，党中央决定在大中城市私营工商界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即“五反”运动。
   
　　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和中共绥远省委贯彻党中央的号召，雷厉风行地在内蒙古东西部地区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1951年12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直属机关动员大会在张家口市召开，内蒙古分局委员王再天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号召全区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和广大群众大张旗鼓地投入到“三反”运动中。12月30日，绥远省委在归绥市召开了直属机关干部动员大会，绥远省委代书记苏谦益、绥远省政府副主席杨植霖分别在会上讲话，动员全省各族人民响应毛主席关于“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号召，在全省党政军群机关开展“三反”运动。1952年2月，内蒙古分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乌兰夫在区直机关围剿大贪污犯大会上发出动员令，要求克服右倾思想，围剿大贪污犯，把运动引向深入。
   
　　经过“三反”运动，蒙绥合并前的内蒙古自治区坦白自首的和清查出的大小贪污分子共3780人，贪污盗窃国家资产达到38万余元；绥远省自首和清查出贪污的国家资产达到570多万元。“三反”运动揪出了一批贪污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教育了干部和人民群众，纯洁了革命队伍，树立起了贪污浪费可耻、廉洁节约光荣的新风尚，使机关、企事业单位提高了工作效率。
   
　　“五反”运动主要是在归绥、包头、乌兰浩特等城市进行，人民政府派干部向私营工商户深入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五反”运动的意义，动员有“五毒”（即上述5种劣迹）行为的大小业主坦白交代，同时发动工人店员进行揭发。据统计，从解放到1952年归绥市工商户“五毒”非法所得达到111万余元，34家违法户偷税漏税所得达到379万余元。如新新联营厂在修建市政府的工程中，盗窃国家财产1.68万余元，使原本可以用13年的工程，连3年都保证不了。不少奸商往往使用两本账，“公开账”应付税务局检查，“黑账”记载偷税漏税的情况。包头市也查出大批违法户，在3200多家私营工商户中，偷税漏税户占89%，偷税漏税额达到347万元之多。这些“五毒”行为不仅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的恢复，而且用“糖衣炮弹”击中了一些国家干部，败坏了社会风气。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各级党委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执行“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在定案处理中，采取“斗争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除对极少数罪大恶极、不肯悔改的贪腐分子进行严惩外，对绝大多数予以宽大处理，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最后统计，内蒙古、绥远两地国家干部受处分者约占总数的4.5%。对私营工商户最后核定守法户占15%，基本守法户占60%左右，严重违法户仅占4%左右。但是在运动高潮中，也曾经出现过斗争扩大化和逼供现象。特别是在“三反”运动中，提出了所谓“打老虎”的做法，预定出“老虎”的数字，造成了强拉凑数、人人自危的现象。这一现象后来在定案中得到了纠正。
   
　　“三反”运动是党中央反腐倡廉的重要举措，清除了各级党政机关内的贪污蜕化分子，纯洁了干部队伍。特别是绥远省为和平解放地区，起义干部较多，受党的教育时间较短，参加运动是他们最好的受教育机会。同时，在运动中涌现出了一批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进步力量，并且为机关内的民主制度、财务制度和人事制度的规范化建设提供了经验。“五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对资产阶级进行的一场严峻斗争，也是对私营工商户的一次思想教育运动。运动调动了合法经营者的积极性，使不法经营者走上了合法经营的道路；加强了国营企业的主导地位，在私营企业中开始建立了工人阶级监督生产的制度。
   
　　“三反”、“五反”运动是一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斗争，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从政治上、经济上为执行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创造了条件。1952年，内蒙古和绥远地区的财政收入达到1.34亿元，是1950年的2.5倍；工业总产值达到1.37亿元，比1949年增长1.34倍，保持了市场供应充足、物价稳定的经济秩序。    (钱占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