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器,特别是“中华第一玉龙”的发现成为中华文明起源推进的重要发现

    一般来说,文字的出现被各国学者公认为是文明的起源。但红山遗址出土的文物使专家发现,玉器才标志着中华文明的诞生。因为这里出土的玉器比文字出现的时间还早。

    北京玉学玉文化研究中心于明告诉记者,人为什么会在5000年到6000年的时候突然进入了文明社会,而不是在4000年或是更早,因为玉器在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1979年在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村发现的一组专门供作大型祭祀活动用的石砌建筑址中所出土的玉器,一为双龙首玉璜、另一为绿松石鸮，就说明这个问题。

    远古的祖先,他们找出了部落最有智慧的人,任命他为整个部落的巫师,于是每当需要出征战斗、旱天祈雨,甚至是每逢大型的祭祖活动,巫师会穿上缝制上玉器的法衣,于是这块玉称为通神的工具,上天将神的旨意传达给玉,而巫师又通过玉接收到了上天的旨意。他或许是嘴里默默自语,又或是像癫痫病发作一般,最后焕然清醒将神的旨意告诉部落的人民,是否应该出征;是否会有雨等等。

    然而，久而久之巫师通过这项活动控制了自己部落的子民,于是最高统治者出现,神政合一成为最早的政治雏形。通过一次次的战争再到融合再战争再融合,整个部落逐渐走向达到文明,而玉正是起到对内产生凝聚力,对外达到统一的作用。

    不仅如此,人们为什么会选择用玉来通神,于明认为早期的玉是透闪石,这种石头的物理性质使人们产生了敬畏。

    “早期人们是用石头,石头的选取是因为它具有一定的生产力,容易开采,经过加工后还能出现一种美感,而最早的玉就是一种透闪石。”于明说,这种透闪石的硬度很高,不便于加工,而它又在山顶上,因此人们认为这种石头可以通天。由于硬度高,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加工的了的。只有专业人士用兽皮的毛片沾上解玉沙不断地摩擦透闪石,才能打磨出一种动物的雏形,于是部落里就出现了一个制玉部落。

    “这种早期分工使得整个部落出现分工以及登记制度,随后部落首领很神秘地将打磨好的玉器交换到各个部落的酋长,然后用于请神,有了通神工具,社会慢慢进行融合。”于明说。

    玉器的制作工艺就这样和神圣的神权结合了起来,成为了特权阶层的“神器”。刘国祥说,由于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生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和欧洲以生产工具为文明产生源头的标准不同。

    “中国古代文明的血缘关系没有被地缘关系所取代,反而有所加剧。也就是说,亲缘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结合起来。而且财富的集中是靠政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靠技术和商业完成,所以,可以称这类文明为连续性文明。这种文明的产生不应该像欧洲那样根据生产工具来判断社会形态。而和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宗教、巫师阶层的文化才是这种文化的起源。”因此,被统治阶层作为神器的玉器才被专家认为是中华文明的起源。

    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华第一玉龙”,它表明当时的玉器制作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1971年春，在内蒙古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采集到一件大型玉龙。这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出现的龙的形象。不过直到1984年这件玉龙的文化性质才被确认。

    人们最早意识到红山文化玉器的存在，是在1973年辽宁省阜新县胡头沟村发现了红山文化墓地，两座墓地共出土18件玉器。于是胡头沟玉器墓是首次确定的红山文化玉器墓。牛河梁遗址是正式发掘出土红山文化玉器数量最多的一个地点，由此也证实红山文化晚期的玉雕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刘国祥认为，随着一批具有典型时代和地域风格玉雕群的出现及用玉制度的重大变化，迎来了中国史前玉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并由此确立了西辽河流域与长江下游地区环太湖流域并列成为中国史前两大雕琢和使用玉器中心区之一。

    红山文化晚期的玉器已非一般性装饰品，也非个别性礼器，已经形成了一套标志墓主人级别高低的用玉制度，玉礼制系统形成，这也是目前所能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礼制形态，对夏商周三代用玉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红山玉龙的发现表明中华文明存在着共同的信仰基础。

    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龙的实物形态之一，与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龙遥相呼应。这种体呈蜷曲的龙成为了后来中华民族的信仰中地位最高的灵性动物。“这种情况可能暗示出当时在相当广阔的地域之中，存在着龙的神话传说和对龙的崇拜，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信仰基础。”于明说。(谭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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