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回答他们不是顺口为自己找一个理由，确实这里做了许多先于国家倡导或要求做的事，如果我们及时把这里发生的、有前瞻性的事件报道出来，相信对全国许多城市的发展会有借鉴意义。

    这应该是我们多次来鄂尔多斯市的最直接的理由。

    为解疑惑记者首次探访鄂尔多斯市

    记得第一次来鄂尔多斯市是在２００５年的９月份，当时有人向记者反映，这个地方提出要在三年的时间里实现煤炭资源回采率（开采出来的煤量和可采储量之比）７５％的目标。这件事让记者非常疑惑，怀疑他们是在制造声势，分散国家监管者的注意力，以求缓解国家对他们小煤窑整顿的力度。因为当时正值中央对全国各地小煤窑进行关、停、并、转大整顿的关键时期，同时，我们不相信他们有能力实现上述指标，因为７５％回采率是一些发达国家才能做到的，而我国的煤炭开采浪费惊人，采１吨扔２吨现象普遍存在，当时在全国２．８万座各类煤矿中，有２０００多座是大型煤矿，其回采率平均只有４５％左右，而２．６万座乡镇和个体小型煤矿的回采率平均只有１５％－２０％，全国煤炭回采率还不到３０％，他们却要实现７５％的目标，即便不是别有所图，在记者看来也做不到。

    带着种种疑问，记者走进了鄂尔多斯市，并很快深入该市的“高管层”、煤炭局、煤矿区进行实地调查采访。向矿工们了解情况，与矿长们深入交流。在明查暗访的过程中，记者一直试图以原有的判断去寻找相关的证据，但是几天过去了，记者不但没有找到相关证据，反而所见所闻全是他们围绕实现“三年攻坚战”进行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行动。

    所谓“三年攻坚战”是指２００５年３月鄂尔多斯市政府发动了３年抢救煤炭资源攻坚战，决定在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０８年的３年内，通过大规模整合、关闭行动，将当时５５２座地方煤矿压缩至３００座。把土法采煤全面变成高档普采或者机械化开采，提升回采率。市辖所有煤矿回采率必须由原来的３０％左右提高到６５％－７５％，全市必须实现平均７５％的回采率。时限一到，不达标的煤矿立即出局。

    ２００５年９月，在鄂市一矿区，记者亲眼看到几座无证小煤窑被炸毁的场景，而那些有证的煤矿也都正在忙于筹备和建设高档普采或者机械化开采的事务。

    小煤窑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上一些大型的综采设备，一般需要１－３亿元的巨额资金，这么大的投资，如果按照过去小煤窑自己的矿权和拥有的资源量，可能设备上去了半年就挖完了煤炭资源量，必然大亏本，这也是我国综采一直得不到普及的最主要原因，只有通过整合资源，使其达到相当规模的煤炭资源量，上综采设备才能实现整合后生产效益更大化，矿主们才有积极性。

    通过在鄂市基层１０多天的明查暗访，大量事实消除了记者最初的种种疑问。

    后来记者根据所见所闻，写下了《中国煤炭：不能再采一吨扔两吨了》的报道。文章向全国呼吁不能再浪费煤炭资源了，应该研究如何提高中国煤炭回采率；同时，文中也介绍了鄂尔多斯市的做法，希望引起有关人士的注意。

    文章发表后，仅网络媒体就有１４０多家转载，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

    两年多过去了，２００７年７月的一天，记者又一次踏上了鄂尔多斯的土地，实地考证“三年攻坚战”的进展情况。此时，“三年攻坚战”已经收尾，成效比较显著。该市地方煤矿由２００５年的５５２座压缩到２００７年的２７６座，减幅５０％；市内２４户重点煤炭企业煤炭回采率已由整顿关闭前的不足３０％提高到７５％以上，矿井服务年限较过去平均延长１倍以上；机械化程度得到明显提高，由整顿关闭前的不足１０％提高到６５％以上，工效由整顿关闭前的平均２．５吨提高到１５吨；煤矿生产规模明显提升，由整顿关闭前的９万吨／年提高到５０万吨／年以上，产生了一批单井生产能力达３００万吨以上的伊泰、汇能、伊东、满世等大型地方煤炭企业集团。 同时，安全生产形势明显好转，地方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从最高峰时的１０下降至２００７年１－１１月份的０．０３，达到世界发达国家一流水平。

    鄂尔多斯市的煤炭储量占全国总量的１／６，如果将他们实现煤炭资源回采率达７５％的目标及经验进行普及，通过全国其他主要煤炭产区的效仿，我国煤炭资源大量浪费的现状有望彻底结束。

    鄂尔多斯市的成功经验可使得同样的资源产出的煤炭量提高１．５倍，理论上等同于煤炭资源增长了一倍。如果整个中国的煤炭产量也提高１．５倍，那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在鄂尔多斯，记者感受到这里的决策层有胆有识的工作作风；他们只要认准了方向，就克服阻力，排除万难，义无返顾；他们看问题能看到实质，做事不怕困难，勇于承担。特别是关、停、并、转小煤窑时期，有多少人拉关系、走后门，要求手下留情，但他们一个口子也没开，反而加大了整治力度，比原计划还多关了４个小煤矿。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在鄂尔多斯市做到了呢？在鄂尔多斯的决策者看来，整合煤炭资源，提高回采率不仅仅是区域的问题，是地方的利益，更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应该高于一切，局部要服从整体，个别利益要让利于国家。据了解，中国是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一次能源以煤为主的国家之一，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约占７０％。而我国煤炭地质理论资源量为５００００多亿吨，保有储量为１００２４．９亿吨，但可采储量只有１１４５亿吨，储采比非常低，按照目前２０多亿吨的年开采量，还可采半个多世纪，大约到２０６０年左右中国的可采煤量将开采完毕，中国将由保储资源量第一的富煤国家变成贫煤国家，经济社会国防建设都将受到重大影响。

    随后记者写出了《中国煤炭资源巨量浪费有望改善》，详细叙述了他们实现回采率７５％的做法和意义，建议其他有条件的地区效仿，避免继续浪费。

    新农村建设“出轨”：再次吸引记者多次采访

    第二件让记者觉得意外的事是鄂尔多斯新农村建设“出轨”了。说来也是一种巧合，２００６年的秋天，记者在北京得到消息，鄂尔多斯在新农村建设中和中央的一些提法不太一致，并且存在“很多问题”，鉴于记者上次对鄂尔多斯人的了解，听后将信将疑，于是抱着好奇和了解明白的心态，再次探访了鄂尔多斯。

    到鄂尔多斯后，经过多方了解，再深入田间地头和农民一交流，发现所谓的“出轨”原来是全国大部分地区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普遍采取立足原地的静态式建设。而鄂尔多斯市采取的却是动态式的做法，即：把大量分散的农牧民从原来的村子里转移出来，有的迁移并分流到宜农、宜居的沿河流域，继续从事农牧业生产；有的迁移到城镇中，帮他们建新居，把他们的身份置换成居民，再通过政府培训技能后，把他们推荐到城市的第二、三产业中就业。

    就鄂尔多斯的这一做法，记者还专门咨询了长期研究三农问题的几位专家，他们认为鄂尔多斯市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新农村建设不因循守旧，大胆创新，不拘一格，这个轨出得好！

    中国人力资源研究会会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刘福垣研究员认为，鄂尔多斯市摒弃就地消化农民的旧模式，走上了破除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转变农牧业生产方式的科学的城市化道路，充分显示了以人为本发展观的巨大威力。他指出：“近年来，许多涉农干部像当年学大寨一样纷纷涌入韩国和日本学习新农村建设的经验，不如到鄂尔多斯看一看。韩日两国的经验不管有多少可取之处，他们的根本发展方向是错误的，不能效仿的。在这两个国家的农村，可以看到很多我国所没有的新东西，但就是缺少我国最需要的一个新东西，即新的生产方式。”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自铎说：“鄂尔多斯市从实际出发进行新农村建设，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模式，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为他们的‘出轨’而鼓舞，并给予充分肯定。”

    山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研究员的看法是，鄂尔多斯市在推进新农村建设方面的“出轨”选择，即进行有效移民，每年适度减少农牧民数量，重点把那些分散的、生存和生产条件恶劣的农牧民迁移到宜发展生产的地方或把他们迁移到城市中就业的做法，是充分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内容上的系统性和模式选择上的多元性的一个很好的案例，值得全国各地、特别是具有相同区情的农牧地区学习。

    后来记者写出《鄂尔多斯新农村“出轨”追踪》，文章发表后有近百家媒体先后转载。

    正是因为鄂市新农村建设与众不同的做法，让记者对他们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浓厚兴趣。先后几次来到鄂尔多斯市进行实地采访，对他们的工农业和生态等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调查研究。并先后写出了《资金为何大量向鄂尔多斯聚集》、《鄂尔多斯市工业发展进入快车道》、《鄂尔多斯市：产业化促进农牧民增收》、《政府掏巨资为农牧民埋了大单》、《鄂尔多斯力推循环经济发展模式》、《鄂尔多斯：打破联产承包走向现代农业》、《北京今年的沙尘天气为何少了？》等系列报道。

    记者２００６年，就听说鄂尔多斯市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１０亿元以下的投资项目在这个地方也不会享受大项目的优惠支持政策，甚至１０几个亿的项目有时也被一些“门槛”挡住。其中，令许多投资人头痛的高门槛是：投资能源、重化工项目必须达到５０％以上的就地转化率方可准入；在这里高耗能、高污染项目无论投资规模多大、效益多好，都被拒之门外。

    那么为什么大量资金却还纷纷抢滩鄂尔多斯市呢？《资金为何大量向鄂尔多斯聚集》一文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鄂尔多斯现象”的出现十分正常。他们的理由是：虽然我国能源产量屡创新高，但能源供给仍然赶不上能源消费。我国虽然幅员辽阔，但能源资源有限，常规能源资源仅占世界总量的１０．７％，人均能源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称之谓匮乏一点也不过分。目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西部地区正处在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的阶段。国际经验表明，这一阶段又恰恰是能源资源强消耗阶段。特别是当前，在煤电油运全面紧张、全球能源价格的节节攀升、资源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争夺的焦点的情况下，哪里有资源、哪里必然会成为投资者追逐的热点，而鄂尔多斯恰恰就是这样一个资源富集的地区。

    事实上，资金愿意向鄂市聚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工业发展非常迅猛，像鄂尔多斯这样拥有如此雄厚的工业基础和庞大的发展规模，如此富集的资源，随着资金的大量聚集，无数的产业链会浮出水面，形成非常壮观的工业集群。在中国目前有如此发展优势的城市是非常少见的，世界的目光聚焦这里也许需要１０年、２０年、３０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这一天一定会到来。这一判断的论据都能在《鄂尔多斯市工业发展进入快车道》中找到。

    然而，通常情况下，发展能源重化工工业都会给环境造成很大的污染。记者也曾走访过一些“煤城”无一例外都是“粉尘漫天飞”，戴上口罩，在周边走上５００米，白口罩就会变成灰口罩。然而在鄂尔多斯市，记者驱车从东胜区、伊金霍洛旗、鄂托克旗、杭锦旗、棋盘井、蒙西镇等旗区一路走下来，并没有看到烟囱林立、黑烟滚滚。相反，一路感受着蓝天、白云、灿烂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这一切与他们努力推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密不可分。

    中央提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时，鄂尔多斯早就开展了，而且还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他们一些超前的做法在《鄂尔多斯力推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一文中记者曾作了详细介绍。

    鄂尔多斯市：一个让记者受益良多的地方

    几次在鄂尔多斯市的采访经历，让记者受益良多。特别是鄂尔多斯市高层很多科学、超前并富有哲学思想的理念，吸引了记者目光，尤其采访鄂尔多斯市委书记云峰时，感觉最为强烈。作为鄂尔多斯这艘巨轮的掌舵人，他对鄂尔多斯市未来发展的思路清晰。

    云峰给记者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是一个喜欢逆向思维的人，作为一个决策者，特别是在对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作决策时，他通常是先研判是否符合规律。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做事之前要研究问题，用对立统一观点来衡量它的利与弊，有时候是顺向思维和逆向思维结合考虑，主要是研判是否符合规律。”在和他交流的过程中，虽然他一句没有谈哲学，但是记者感觉到，他们的做法和理念都体现出哲学特征的规律性。

    比如他在对鄂市现代农业的发展上，认为生产关系必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规律，生产方式不改变，传统的东西一直占主导地位，科技的东西就进不来，反映到农业上，如果没有科技做支撑，如果没有掌握现代农业科技知识的新农民来支持现代农牧业，新农村新牧区就不可能建设好。土地要进行机械化，减少劳动力，解放生产力，把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上解放出去，就必须打破现在一家一户分散耕作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分布格局，因为这个布局不适应机械化耕作，必须形成土地规模化经营，农业的现代化才有可能实现。

    于是，他们拿出３０万亩土地进行试点。

    记者所写的《鄂尔多斯：打破联产承包走向现代农业》讲的就是鄂尔多斯打破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体制下的耕作方式，改变原有土地格局，把原本一家一户分散耕作的土地化零为整，以１００亩种植面积为单位，进行集中使用，让土地实现规模化后，实施机械化耕作、机械化浇灌、机械化收割等。这一做法，结束了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在土地上耕种、收割的历史，把这些活都交给“机械”干了，使农民由“种地人”转变成只是土地的管理者，实现了农业现代化。这项改革，使土地生产成本降低１１０％，农民人均收入增加３０％以上。

    再比如，云峰关于鄂尔多斯市生态建设方法论的论述：生态建设要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要让广大农牧民因为保护生态而受益。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用利益的杠杆撬动生态建设。

    今年在鄂尔多斯市采访中，记者明显地感觉他们的生态环境与几年前相比有非常大的变化。２００６年底，该市森林总面积达到了２３５９万亩，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７７１万亩，草原平均产草量提高３５％，森林覆盖率、植被覆盖率分别达到了１８．０７％和７０％，比２０００年分别提高５．９％和４０个百分点；２０００年这一地区植被覆盖率只有３０％，今年已经达到８０％。

    近几年，北京人都感觉到北京的沙尘天气确实少了。调查后记者发现，之所有有这样的效果，就是因为近几年来，全内蒙古地区，特别是鄂尔多斯市，先后通过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收缩转移等改善生态的措施，把农牧民和其他生态建设主体的实际利益紧密结合，用利益杠杆撬动生态建设，在调动广大农牧民积极性的基础上，引导企业和造林大户积极参与，变被动防御为主动出击。为此，记者写出了《今年北京的沙尘天气为何少了？》一文，总结鄂尔多斯市生态建设中好的经验。

    记者在鄂尔多斯市的几次采访工作应该说收效颇大。这样说不仅是因为通过在此采访写出并发表了近五六万字的文章，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学到了许多认识问题的方法和发现如何做好一件事的规律，甚至他们许多感人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也陶冶了记者的情操。（尚志新、张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