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离休干部，１９４８年中国医大毕业后在部队当过军医，转业到地方后在卫生部门工作。我有幸参与了１９６０年内蒙古草原大批移入内地孤儿这项我区民族团结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在我的记忆里，这件事当时没有见诸报端，但到1983年自治区召开民族团结表彰大会后，各家新闻媒体纷纷采访报道了来自锡盟镶黄旗的蒙古族妇女张风贤抚养六名上海孤儿的先进事迹。从此，草原人民抚养内地孤儿的生动事迹广泛传播开来，后来被作家艺术家们写成书、排成戏并搬上了银幕、屏幕。

    上个世纪５０年代末到６０年代初，中国经历了罕见的自然灾害，由于粮食匮乏，被送到孤儿院收养的孩子越来越多，上海等地的一些孤儿院人满为患，粮食和奶粉严重不足，营养不良和患病的孩子越来越多，还不时有一些孩子因为饥饿和生病死去。为解燃眉之急，乌兰夫同志代表自治区政府做出了由内地向我区移入三千名孤儿的重大决定，并责成自治区卫生厅、民政厅、计委、财政厅等部门，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统一协调移入内地孤儿的具体事务。１９５８年，开始从安徽等地移入了少部分内地孤儿。大规模的移入内地孤儿是从１９６０年开始的。根据乌兰夫同志“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的指示，卫生厅成立了专门的办公机构，我在这个办公室工作。我们的第一项任务是起草移入儿童相关计划、方案、报告等文件。记得当时我为厅党组拟稿的文件大约有十多份。如：关于育婴机构名称的通知、关于移入儿童领养问题的通知、移入儿童经费预算报告等等。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天天加班加点。当年卫生厅给计委、财政厅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根据自治区主席联合办公会上所作的为繁荣与发展民族人口，１９６０年由区内外移入儿童２０００名，在卫生事业费上追加１００万元作为移入儿童的经费和基本建设投资的决议精神，我厅再次研究，将原报１５０万元预算，压缩至１１０余万元，超出的部分，因确实无法再压缩，拟由我厅１９６０年度卫生事业费内调剂解决”。

    １９６０年四月初，我受卫生厅党组的委派，和另一位同志一起代表自治区到上海联系接运孤儿的具体事宜。当时我们住在上海的和平饭店，每天往返于上海市政府、市民政局、育婴院和铁路部门之间，做着各项联系接洽和准备工作。包括委托上海市医疗机构对即将移入的孤儿进行健康检查，请育婴院代购代制孩子的穿戴用的衣服被褥，为了给移入孤儿装备衣物，自治区计委专门给上海市划拨了上万尺布票指标，用于购制孩子衣物。对于接运途中所需用的物资也提前在上海委托进行采购和准备，并积极和铁路部门进行联系，请求给予关照。

    在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通知包头市第一批接运人员于４月１５日从包头市动身到上海接运首批１００名孤儿。对于这些大部分营养不良、患有各种疾病的孩子来说，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南北大搬迁。在这１００名孩子中，１岁以下的有２０人，最小的只有几个月，大部分孩子身体素质较差。从上海到包头当时需要四天的路程，这无疑是一次艰难的“长征”。为确保孩子们在旅途中不出现任何问题，一个不少的安全到达目的地，我们成立了临时接运领导小组，由我和护送单位上海育婴院、接收单位包头市的领队三人共同组成临时领导小组，负责整个接送途中的组织领导工作。我们把保育员、医护人员编成组，轮流昼夜交替照管孩子。喂奶、喂饭、喂水、把屎把尿，换洗晾晒尿布。由于南北方温差大，在旅途中有数名婴幼儿患上了感冒，经过我们随行医护人员的积极救治，均转危为安。为了照顾好这些孩子，所有参加接送的人员都尽职尽责，平均每个人要照顾四五个孩子，好多人夜以继日地工作，眼睛熬红了，嘴上打起了水泡，却没有一丝怨言。铁路部门为我们专门腾出一节车厢，挂在列车的最后面避免与旅客混杂。经过四昼夜的艰辛，于４月２１日顺利地把第一批孤儿一个不少地接到了包头市，圆满完成了厅党组交给的任务。

    此后，各盟市相继行动，分赴上海、无锡等地接收孤儿。那一年，全区１０个盟市共移入和收养孤儿１９８３名，基本完成了原定的年度收养计划。全区各地共办起１０所较大型的育婴院，并有１１个城市和３７个旗县市收养了孤儿，在各级育婴院扶养。各级党组织对于移入内地孤儿这项工作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在最困难的年代，对这些移入孤儿在生活方面给予了特殊的照顾，特别是乌兰夫同志在１９６０年先后两次到自治区及呼盟育婴院进行视察慰问，并给孩子们赠送慰问品，极大地鼓舞我区各族群众和所有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和分散扶养后，绝大多数孩子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被牧民和无子女的职工领养回家。

    这段经历过去四十七年了，转眼间我已经年近８０岁了，当年的这些孩子在草原各族人民的无私养育下也成为内蒙古各条战线的建设者。（夏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