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内蒙古社会科学首席研究员、内蒙古建设民族文化大区专家委员会委员潘照东

察哈尔文化研究促进会会长潘小平 

察哈尔文化研究促进会理事长武殿林

    近年来对中华民族形成的起点，中华文明的创始之地，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的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中的釜山，进行了大量考证。认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察哈尔草原上，也有一座釜山，并很有可能是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之地。今天本网登载此文，以飨读者。
 

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考

   内蒙古社会科学首席研究员、内蒙古建设民族文化大区专家委员会委员潘照东，察哈尔文化研究促进会会长潘小平，察哈尔文化研究促进会理事长武殿林
 
   一、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及其历史意义

    太史公司马迁曾经考证，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曾经到过内蒙古，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即有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的记载。
    这是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华文明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
    此前，争夺中原统治权的有四大部落集团。即：黄帝集团、炎帝集团、蚩尤集团、荤粥集团。黄帝立志平定群雄，于是“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野，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黄帝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为消除来自北方草原的荤粥部落集团的威胁，已经征服了炎帝部落集团、蚩尤部落集团，确立了在中原的主导地位的黄帝遂挥师北上，“北逐荤粥”。荤粥是最早载入史籍的游牧部落集团。《史记·匈奴列传》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黄帝取得了对荤粥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之后，“合符釜山”，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建立了他统辖的各部族、各部落的同盟。
“合符”是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结盟信物礼制，典籍中多有记载，并有实物为证。《孙子·九地》说，“夷关折符，无通其使。”制作符的材料有金、铜、玉、石、竹、木等，根据“符”的作用确定。“符”还有祥瑞的含义，所谓“万物之符长，皆来为瑞应也。”“符谓甘露醴泉之属。长谓麟凤五灵之属。”（《释文》）黄帝与各部族、各部落首领在釜山“合符”，即是以统一符契为标志，结成以黄帝为共主的联盟。这是上古时代中华大地上的先民交流融合，并逐步发展为华夏族——汉族的历史里程碑。
    此后，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建立了统治中心。并定制度，设置官员，“监于万国”，“以治民。”于是天下大治。据史书记载：黄帝统辖万邦，初创国家；“时辖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大力发展农业、畜牧养殖业；改进冶金术，发展手工业；制造舟车，开辟道路，发展交通；发展商业，“北和禺氏之玉，南贵江海之珠”，“大夫散其邑粟，以市虎豹之皮”（《管子·上下篇》）；创制文字、制定音律、开发医药……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合符釜山”，是中华民族形成的起点，是中华文明的创始之地。
    那么，釜山在哪里呢？

    二、关于五处釜山的寻访考察

    说到“釜山”，人们往往会想到韩国的釜山市，那是位于朝鲜半岛东南角的重要港口城市，工业、商业中心，但是与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不足为考。
    据百度网上搜索，2007年以来，一个由民间人士自费组成的考察组，就目前文史资料中重点推举的五处名为“釜山”的地方做了实地考察。包括：河南灵宝的“釜山”，山西高平的“釜山”，河北涿鹿的“釜山”、涞水的“ 釜山”、徐水的“釜山”。
河北涿鹿“釜山”考。
    2007年11月21—22日，考察组赴河北省涿鹿县矾山镇考察。当地早在十几年前就成立了“涿鹿炎黄蚩三祖文化研究会”，并开发了文化旅游资源。据其论证，《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的黄帝“合符釜山”的釜山，位于矾山镇窑子头村北三里处。
考察组找到窑子头村，村北并无山，只有些极不规则的土层土包，
    属低矮连绵的丘陵地带。当地村民对“釜山”亦茫无所知，称“从来没听说过什么釜山”。再三询问解释，仍对“釜山”毫无概念。
　　根据涿鹿矾山镇窑子头村“釜山”的宣传图片，窑子头村周边土层极厚，高处土层清晰可见，并无山形。
　　据保岱乡2005年立的历史沿革碑志，言此地已有3200多年的历史，且为黄帝第九世孙虞舜出生地，但无一字提及釜山。
　　中央电视台十套“探索与发现”栏目制作了《发现黄帝城》的节目，其中对釜山的说辞亦自相矛盾，耐人寻味。
山西高平“釜山”考。
　　2007年12月20日—21日，考察组考察了山西高平的釜山。釜山在山西高平的说法，主要见于网络传播。在高平宾馆，考察组随机访谈了三个当地人，回答是一致的：“这里倒是有个釜山村，但是没听说有个釜山。”随后，考察组辗转找到了传说中的“釜山村”。
　　这是个只有约300户人家的村庄。考察组首先对村里小卖店的老板娘做了个访谈。老板娘说，这里没有釜山，不知道为什么叫釜山村。
　　在釜山村，考察组特意采访了一个70多岁的村民，老人说：“这里有牛山、米山，就是没有釜山。”几个过路的村民围上来参与这个话题，同样印证了这里没有釜山。
河北涞水“釜山”考。
　　2008年2月22日，在原涞水县文化局局长刘阜先生的陪同下，考察组考察涞水的釜山。涞水釜山位于县城西北约15公里处的娄村满族自治乡，与伶（灵）山相连。
　　相传黄帝在此发明了舟车，伶伦在此制乐器作五律制十二钟，至今这里尚存嫘祖洞、黄帝藏兵洞、伶泉（俗称灵泉）、伶祠、伶伦调音的乐坪等传说遗址，且在《保定府志》、《涿州志》均有记载。涞水有一项蜚声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就是高洛音乐会。涞水高乐，传说是伶伦创制的黄帝家庙的祭祖音乐。“涞”水之“涞”，在《说文解字》中就有“祭祀”的意思。这种古老深奥的音乐曲目，在涞水、易县、徐水等县的民间一直顽强地传承着。有趣的是，在“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图”中，汇入古黄河的古涞水（今拒马河）旧称“伦水”，此地似与伶伦有着极深的渊源。
　　涞水釜山，形如覆釜，山下娄村，原是个古老村庄，因釜山仅见于近代县志，推测娄村之名早于釜山之名；又因邻近古黄河，舟车的发明及伶伦始创音乐发源于此的说法，有着不可忽略的历史地理依据。
　　在山脚，刘阜先生对考察组解释道：涞水的古县志上记载，黄帝战蚩尤的时候，黄帝曾经藏兵于釜山，更多的是黄帝的一个负责祭祀的大臣，也就是咱们华夏的音乐始祖伶伦，他经常活动的地方。在这个山的北边有一个三层崖半坡上，据传说是伶伦当年铸钟的地方，现在那个地方还有好多冶炼的金属废渣。釜山顶上曾经出土过一个古陶器，陶器上面有一个文字，目前没人能认识它。
河南灵宝“釜山”考。
　　听说河南灵宝有个荆山，也叫“釜山”，考察组查不到文史资料，为严谨起见，于2008年3月15日—17日，赴河南省灵宝市阳平镇一探究竟。
　　传为釜山的地方，实际上叫作荆山。考察组辗转来到灵宝县阳平镇，找到了荆山脚下的荆山村。荆山由数座小山包起伏相连，有的山包也确似覆釜。但是考察组访问了多位荆山村村民，包括耄耋老者，当地人均未闻釜山之称，只知道此山此地世代称“荆山”，有“黄帝铸鼎原”遗迹和传说。
铸鼎原是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笔下的黄帝铸鼎铭功升天的地方，每
年农历二月初九，当地政府和民间都以庙会形式举行祭祀盛典，伴以鼓乐歌舞，热闹非凡。3月16日这天正是农历二月初九，一行人躬逢其盛。
河北徐水“釜山”考。
　　徐水釜山，山形如釜，俗称锅顶山，位于徐水县城西北22.5公里处。西、北、南三面山势较陡，东坡较缓，西北—东南走向，面积约2平方公里，海拔290米。山上遗迹众多，有轩辕黄帝庙基址、围墙基址、黄帝台、黄帝泉、古井、古碑等，荒草凄籁，残垣逶迤，三块残损的古碑兀立山顶，似乎在等待着人们去揭示它的年龄和来历；半山腰一巨石突兀而出，传为黄帝台，黄帝台旁即黄帝泉。
　　釜山下有四个村庄都以釜山为名，分别为南釜山、北釜山、东釜山、西釜山。釜山乡人口近万人，80%都住在釜山村。
　　目前，已经考古发现的徐水县各个时期的古文化遗存多达46处，且在时代上没有大的缺环。1986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在釜山周边发现了一批上古文化遗址，《徐水文物志》、《徐水文史资料》均对此进行收录，并由县文保所建立了文物普查档案。
    1986年5月，在釜山正东约10公里处的南庄头村北，发现了一处上古文化遗址。1987年8月，北京大学考古系对南庄头遗址进行了试掘，认定该遗址“下文化层的年代距今9700—10500年左右，是一处我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存，填补了我国北方旧石器文化晚期至磁山、裴李岗新石器文化的空白，同时也为研究我国北方全新世气候环境变迁提供了珍贵的地层剖面。”
    在釜山周边发现的文村、金家坟、遂城、瀑河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属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址，距今有5000年历史，大致相当于黄帝时代。
    2008年2月23日，考察组在徐水县文管所于宝全所长的引导下
    参观了文物展室。于所长介绍，文管所收集的各类文化遗存，是研究我国家畜、陶瓷、粮食起源这三大课题的重要依据，标志着黄帝时代从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转型。展室里，考察组见到大量仰韶文化时期的陶釜、陶盆、陶钵，以及龙山文化时期的各种三足陶鬲、陶甗等器具。这些器物展示了一个从炎黄时代直至夏商周、春秋战国长达数千年的演进过程。
    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南釜山汉墓时，出土了一批画像石刻。这批画像石刻完全以珍禽异兽为题材，有当时极受崇拜的四种神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也有汉画中罕见的凤凰、毕方、鸟头兽，飞狐等。其中的毕方之鸟是黄帝的神游侍者，青龙和现在的“中国龙”尚有很大差别，但它展示的独特形象已经包含了中华文明中无数奇妙的华彩。
    2006年5—8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南水北调考古队对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所穿越的南、北釜山墓地进行了发掘保护，取得了重要考古成果。南、北釜山墓地位于徐水县东釜山乡，此次发掘总面积3000平方米，清理墓葬47座，其中南釜山（Ⅰ区）37座，小西庄（II区）10座。出土的随葬器物有陶器、瓷器、银器、铜器、铁器等共500余件，年代跨越汉、唐、宋辽、明清四个主要时期。可以想见当时当地的繁华富庶，也足见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当司马迁撰写《史记》时，釜山周边已有大量居民繁衍生息，釜山之名已经确切存在。
    釜山周围出土的5000年前的陶釜、红顶钵，证明黄帝时期的制陶工艺已有相当水平。当时的养蚕制衣、文字、音乐、律历、舟车等发明一旦在此得到证实，釜山及周边地区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三、内蒙古察哈尔草原的釜山

    民间人士对釜山的考察，是卓有成效的。但可惜的是，他们的考察范围只限于河北、河南、山西，而不知道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察哈尔草原上，也有一座釜山。
    据《魏书·太宗纪》记载，泰常元年（公元416年）“六月丁巳，车驾北巡。”“秋七月甲申，帝自白鹿陂西行，大狝于牛川，登釜山，临殷繁水而南，观于九十九泉。戊戌，车驾还宫。”《北史·魏本纪》记载，魏太宗于泰常元年“六月丁巳，北巡。秋七月甲申，大狝于牛川，登釜山，临殷繁水，南观于九十九泉。戊戌，车驾还宫。”
    这段记载向我们提供了重要信息：
    北魏太宗（明元帝）拓跋嗣，是开国皇帝太祖（道武帝）拓跋珪的长子，北魏第二任皇帝。在位时间为公元409—423年，年号为永兴、神瑞、泰常。泰常元年为公元416年，距司马迁《史记》的成书年代约500余年。因此，拓跋嗣所登之“釜山”，是不是黄帝“合符”之釜山，是值得充分重视、深入探究的。
    察哈尔草原釜山的方位。遵循拓跋嗣巡行路线，是寻找釜山的关键。据《魏书》、《北史》的记载，釜山是自牛川去九十九泉的路上，位于九十九泉之北，山下有殷繁水。
    “九十九泉”即是今日之察哈尔右翼中旗的灰腾梁，是一处罕见的高山草甸草原，因分布着星罗棋布的众多湖泊而得名。
    “牛川”则有不同说法。据《魏书·礼志》记载，北魏太祖拓跋珪是于牛川即位，创建北魏的，“太祖登国元年（公元386年），即代王位于牛川，西向设祭，告天成礼。”但对牛川的具体方位，却有不同认识，有人认为在呼和浩特市东南（或东）大黑河上游，也有人认为在北方的察哈尔草原上。若从《魏书·太宗纪》和《北史》的记载分析，拓跋嗣是从白鹿陂出发的（其地在今乌兰察布市商都县格化司分乡关家村），一路西行，遂“大狝（狩猎）于牛川”，然后“登釜山，临殷繁水而南，观于九十九泉。”“九十九泉”（今灰腾梁）是在呼和浩特西北，釜山、殷繁水皆在九十九泉以北，因此，此“牛川”不可能位于呼和浩特东南（或东），而是在呼和浩特市西北，并且在灰腾梁以北的地方。
    事实上，在察哈尔右翼后旗西北部乌兰哈达苏木，有一处鲜卑古城，东西长约1300米，南北宽约500米，略呈梯形，称为“克里孟古城”，也被称为“五克儿菊力克”。“五克儿”为蒙古语“牛”的意思，“菊力克”为“丛草地”的意思，这种丛草长在潮湿平坦地方，为牛喜食。因此，“牛丛草地”即是“牛川”的意思。克里孟古城有哈不泉河自南向北穿城而过。古城外有大量墓地，经由蒙古考古所发掘研究，均为鲜卑墓葬。古城周围地势宽阔平坦，是举行“大狝（狩猎）”的好地方。
    从这里西南行，距察右后旗白音察干镇西约31公里处，有一处釜山，恰如一口锅扣在地上。山脚东侧有一条河流，自东北向西南流淌。这座小山包正好位于自克里孟古城（牛川）通向九十九泉（灰腾梁）的路上，至今有公路从小山西侧通过。小山为3万年前火山喷发形成的，山上岩石均为玄武岩夹杂有石英岩。小山南侧山腰处原有一座天然形成的巨大岩石平台，方圆数十丈，可容纳数百人。山下东侧有座小村，名为元山子村，是清朝末年移民垦植形成的，村民称村西的小山为“元山”（即圆山），因其形状圆圆的似口倒扣的锅或一只馒头而名。历史上的事，村民均不甚了解。但据村中老人讲，南山腰的大型石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修水库时，开山炸石毁掉了。石台下有一蛇窟，拉石头时拉走的死蛇装了二卡车。山下河水原来碧波浩荡，近年气候干旱，降雨量少，水量少多了，但仍有长流水。
    那么，察哈尔草原上的这座釜山，是否可能是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的那座山呢？
    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首先，山的形状相符。“釜”是古代的炊具，即今天所说的“锅”，古代的成语有“釜底抽薪”、“瓦釜雷鸣”之说。“釜山”即是指状如反扣的锅状的山。察哈尔釜山形状是不成问题的。
    其次，有历史记载为凭证。《魏书·太宗纪》和《北史》对这座草原釜山的具体方位做了明确、清晰的记载，可作佐证。而在附近数百公里方圆地域考察寻访，尚未发现第二座符合上述记载的“釜山”。
    第三，从事件发生过程分析，黄帝“合符釜山”，是在“北逐荤粥”之后，挟大获全胜之威，欢庆胜利之喜，与部落首领们合符订盟的。因此，“合符”之地，应该是在取胜之地，即今天的蒙古草原上。古代战争极为残酷，虽是得胜之师，但长途跋涉，连续作战，将士疲敝，人员伤亡，需要休整；古代交通极为不便，发动战争需要发布命令“征师”，征集各部落军队从四面八方远道赶来，殊属不易，如果战胜之后各回故地，再择日赶赴一地合符会盟，道路迢迢，靡师费饷，劳民伤财，于情于理均不合。况且，即使是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霸主会盟诸侯，也都是在战争取胜之后，没有看到战胜之后即遣散诸侯，然后再找他们来开会的，这也可以作为例证。
    第四，从黄帝树立权威的政治需要和时机分析，战胜炎帝部落联盟之后，黄帝没有“合符会盟”，因为还有蚩尤作乱、荤粥抗命，天下未定，不可以高枕安卧。擒杀蚩尤之后，黄帝也没有“合符会盟”，因为北方仍有荤粥之患，江山未固，仍不可安心无忧。直到“北逐荤粥”，对黄帝部落集团威胁最大的三个部落集团都被击败甚至消灭了，黄帝的统治地位基本确立了，“会盟合符”的政治时机也就成熟了。在这样的条件下，经历了大小凡“五十五战”，方才得以平定天下的黄帝，自然不能也不应该在北逐荤粥之后，待各部落诸侯休整完毕再 召开会盟大会，确定自己的统治地位。况且，夜长梦多，谁知道从哪里又会冒出炎帝、蚩尤、荤粥之属犯上作乱，争夺天下呢？
    所以，“北逐荤粥”之时，恰是黄帝的政治权威达到高峰之时，挟战胜炎帝、蚩尤、荤粥之威，在大获全胜之地会盟诸侯，通过“合符”仪式确定黄帝的统治地位，威服诸侯，号令天下，是合情合理的。
    因此，察哈尔草原上的釜山，很有可能是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之地。这一初步分析，希望与方家和有兴趣者共同探讨。